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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创新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崛起

改革、开放与创新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崛起
房汉廷

 
二十世纪下半叶与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大事件,无疑是当代中国的全面崛起。言其是大事件,则因其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差异、波及空间、持续时间、影响人口以及未来走向都是前所未有的。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大事件的发生呢?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哲学家等,都在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解构,也得到了一系列结论,如制度优势论、比较优势论、文化优势论等。作为亲身参与、观察、记录作为一个这一大事件的一个研究者,我的观察结论就是“改革、开放与创新”成就了当代中国的全面崛起。改革开放调整的重点是让“早产”的生产关系适应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创新调整的重点是让“落后”的生产关系尽快适应蓬勃发展的新生产力。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曾经是概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理论。正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高度,而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时,社会就会和谐、发展,否则则会出现矛盾、动乱甚至动荡。回顾新中国69年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明显不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整、调试与改良、改变、改革的时期。无论是1949-1978年的艰辛探索,还是1978-2008年的改革开放,还是2008年至今的创新驱动发展,概以为中国之挫折与中国之发展,皆可以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否匹配盖得到诠释。
1949-1978年:生产关系严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时期。30年时间,我们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开启了土地革命、公私合营、一大二公、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主义运动。这种自以为一切正确的行动,结果却收获了数不清的苦难和挫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抛却个人因素之外,一个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严重地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致“先进的生产关系”成了制约落后生产力的枷锁。事实上是在一个没有资本主义(至少是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搞了疾风骤雨式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结果非但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反倒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回到了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说过,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高度时才有的社会形态。显然,中国1949-1978年的社会主义探索,在相当程度上是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甚至可以说那种社会主义是“早产”了的。违背规律必然受到惩罚,三十年的艰辛探索,带来的不是生产力快速发展和人民生产的富足、富裕,而是民生的凋敝和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其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不用“早产”,建国初期确定的“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先发展生产力,先发展资本主义,先补资本主义课的一种战略部署,可惜头脑发热,行动发晕,原本计划30年的时间,只坚持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放弃了。
1978-2008年:生产关系基本匹配生产力水平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发展最快的30年,GDP年均增长超过了10%,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了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生产力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释放。简要回顾这30年,实际的发展动力并不是生产力的快速提升,而是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对内我们进行了持续的“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制度突破,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登场,以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无一不是在调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配性。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首先解决了困扰前30年的吃饭问题;城市生产关系的调整,允许民营经济的发展,释放了全体国民的创造能力,创造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正是通过“改革”不断调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匹配度,才释放出了中国国内巨大的“生产关系红利”。
对外我们进行了持续的“开放”,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外商投资入驻,再到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界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实际上都是对国内生产力水平与国际生产关系的与时俱进式调整。中国不对外开放,何来中国离岸性劳务输出(第一波劳动红利)?何来中国经济管理水平的陡峭式提升?何来中国技术进步的快速提高?何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加入WTO)?正是通过“开放”不断调试国内生产关系与国际生产力的匹配度,才让中国分享到了国际经济发展黄金30年的巨大“生产关系红利”。
2008-2018年:生产关系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时期。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事实上宣告了工业文明的结束和信息文明的开启,人类创造财富的主要力量也从劳动、资本、资源向技术、知识、信息转变。以互联网为开端,技术、知识、信息正在以独立生产要素的形态参与乃至主导着新的财富创造模式,生产力在资源比特化时代得到了极大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传输等的推动下,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迫切需要再次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个时代,比特的资源价值超越了劳动和资本,人工智能颠覆了劳动是财富创造唯一源泉的圭臬,人人都是合伙人颠覆了资本股份的基本制度……因此,以2008年始,在全球正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信息文明时代的大潮中,中国也幸运地跟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潮流。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当下出现的一系列纠结或矛盾,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在探寻一种与新的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即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实从2008年开始,其生产关系与其生产力发展也都处在不匹配的纠葛之中,其痛苦程度并不比中国遇到的难题少。
历史车轮不再是单一的滚滚向前,而是要求历史的车轮从工业文明的轨道跨入信息文明的轨道。这是一道世界难题,也是中国发展最难得的历史机遇。是通过制度创新使我们的生产关系快速适应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还是因循守旧等待蓬勃发展的生产力撑破旧的生产关系,对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是道大考题。中国如果抓住并抓对了这拨生产力引发的生产关系创新,21世纪还能不是中国的世纪吗?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当世界的生产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之时,世界的生产关系迟早也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与其被动等待,莫如积极调整,积极适应,积极创造,只是千万不能冀望于用一种古老帝国的旧“酒瓶子”就能装下这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生产力革命!
 
  
 

 
 来源: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 )